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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碎片化加剧和国内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稳、结构向优”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同比增长5.0%，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外贸韧性凸显,顺利完成了“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调整等挑战依然存在。展望2026年，宏观政策将协同发力，着力扩大内需、稳定预期、培育新动能与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质效提升与合理增长。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经济“稳”的格局得到巩固，“进”的步伐更加有力，“新”的动能培育壮大，“韧”的特性愈发凸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潜能大的优势依然保持，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准确回顾上一年的成就与经验，科学研判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稳、结构向优”的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0%，顺利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经济结构向“新”而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投资承压调整，外贸韧性强劲，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领域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

　　2025年，中国经济在挑战中展现强劲韧性，高质量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40.1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按季度分别增长5.4%、5.2%、4.8%和4.5%，增速逐季放缓，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第四季度环比增速为1.2%，呈现筑底企稳态势。

　　2025年，消费市场在稳健扩容中实现结构升级，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较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充分发挥了经济增长“主引擎”和“稳定锚”的关键作用。

　　一是市场规模迈上新台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大关，达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规模持续位居全球零售市场前列。市场发展更趋均衡，其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1%，增速快于城镇消费0.5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消费能力稳步夯实。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名义与实际同比均增长5.0%，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为消费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按常住地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0%）快于城镇居民（4.2%），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同期，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实际增长4.4%。

　　三是服务消费引领结构升级。消费形态从商品为主向商品与服务并重转变，全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5%，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其中文体休闲服务、通讯信息服务等类别的零售额实现较快增长。商品消费中升级类需求旺盛，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0.9%、17.3%和15.7%。

　　四是新型消费动能强劲。线上消费保持高活跃度，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8.6%，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26.1%，对社零总额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升级类商品需求旺盛，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等零售额均实现15%以上的高速增长。

　　五是政策促消费效应显著。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落地，有效激发了家电、家具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更新需求。政策带动效应明显，直接推动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1.0%，家具类零售额增长14.6%。政策的实施不仅稳定了市场，更引领了绿色智能消费升级，全年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量同比增长17.6%，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升至53.9%。

　　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及市场预期偏弱影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所收缩。但在政策引导下，投资结构加速“换挡”，向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领域精准集聚，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关键动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48.52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是拉低整体增速的主因，若扣除房地产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降幅则大幅收窄至0.5%，表明实体经济投资大盘基本稳定，经济增长的底层支撑依然牢固。

　　分领域看，新质生产力成为关键增量。2025年制造业投资实现0.6%的逆势增长，发挥了“压舱石”作用。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强度，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信息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28.4%。其中，汽车制造业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1.7%与17.5%，展现强劲动能。相比之下，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等）下降2.2%，反映出在地方债务约束下，传统基建拉动模式正在转换。

　　从产业看，投资流向“冷热不均”，第二产业成为主要支撑。三次产业投资增速分化明显：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5%，是保持增长的核心领域；第三产业投资则下降7.4%，主要受房地产深度调整、基建投资放缓、住宿餐饮等部分服务业需求恢复不足影响。

　　从主体看，民间投资信心处于低位修复期，但结构出现积极信号。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但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民间投资降幅收窄至1.9%，表明民间资本正逐步从房地产领域退出，并尝试向实体经济的其他领域进行探索性布局，市场内生动能正在重塑。

　　在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展现出强大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5万亿元，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连续第九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增长6.1%；进口18.48万亿元，增长0.5%，全年外贸顺差突破万亿美元。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是产品结构向高端升级，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增速强劲。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以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合计增长27.1%。二是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均衡，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1.9%，成为主要增长极。同时，对欧盟、美国等传统市场保持韧性，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提速。三是经营主体活力增强，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7.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3%，外贸“主力军”地位更加巩固。四是机电产品优势稳固。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总值比重近六成，其中高附加值产品是外贸增长的主要动力，自二季度起连续三个季度机电产品进口保持增长，全年进口7.41万亿元，增长5.7%，进一步反映出内需回暖态势。

　　2025年，虽然受到来自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中国经济整体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平稳运行态势，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支撑经济持续恢复和向好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创新驱动的结构转型和精准的政策支持。

　　2025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持续向高技术领域转换。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6.1%。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7%，是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强板块。新动能产品爆发式增长，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8.0%和25.1%；风力发电机组、服务机器人等绿色智能产品产量也分别增长48.9%和16.1%。在全球贸易承压背景下，“新三样”产品出口合计增长27.1%，成为支撑经济向好发展的一大亮点。事实上，随着要素条件变化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部分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面临约束，内生动能有所减弱，亟须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实现重塑。因此，通过技术改造、工艺升级和管理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和附加值水平，才能不断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2025年中国经济成绩表明，在新旧动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服务消费是2025年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亮点。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升级，全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5%，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保持在46.1%的较高水平。各地在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文化、旅游、娱乐、赛事等细分领域多点开花。2025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都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国内电影总票房比上年增长超20%。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可持续，能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有助于改善区域经济失衡状况，同时推动供给优化、产业升级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长潜力巨大，居民消费正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巩固，全年进出口增长7.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至57.3%。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对外贸易增量中的贡献率已超30%，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数字贸易协同并进，成为稳外贸大盘的“压舱石”。

　　宏观政策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保障。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形成了强大的支持合力。2025年，财政支出有力托底经济与民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35.6万亿元，为经济循环注入了充沛的金融活水。特别是在风险防控与预期引导方面，政策效果更加显著。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民生与重点领域，保障了居民收入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共同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了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政策的另一着力点在于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完善等制度性建设，为统一大市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与动能，推动中国经济规模稳步迈上新台阶。

　　成绩来之不易，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风险传导效应明显。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是拉低总投资增速的主因。市场销售、房企资金链及价格下行压力，对产业链、地方财政及居民资产预期产生了广泛影响。二是内需不足与微观主体预期偏弱。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保守，全年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4.4%）低于收入增速。企业投资意愿有待提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扣除房地产投资后降幅收窄至1.9%），部分工业领域产能利用率偏低，反映出扩大再投资的动力不足。三是外部环境复杂与结构性风险上升。尽管全年外贸增长超预期，但部分主要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出，地缘政治和国际动荡局势加剧，对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构成了潜在风险。

　　2025年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总量和规模再上新台阶。“供强需弱”、预期偏弱等核心矛盾依然突出。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将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坐标上展开，在“动能转换”与“结构性修复”的共振中，在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引领下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在“三重平衡”中寻求突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4.5%-5.0%的合理区间，但增长的内涵与质量比单纯的数字更具意义。

　　一是在“稳总量”与“优结构”之间达成新平衡。2025年经济顶压前行，不仅在总量上稳住了大盘、巩固了根基，更在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积极变化。2026年，宏观政策总基调不变，其核心目标不仅是稳总量增长，更是扭转低通胀预期，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从而修复居民实际购买力和企业利润，为结构调整创造健康的宏观环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加速优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协同，服务消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将继续领跑。

　　二是在“强供给”与“扩需求”之间形成新循环。针对当前“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政策发力点预计从单向刺激需求，转向供需互促，即“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1月20日新闻发布会消息，国家将研究制定出台《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消费和投资将更紧密地围绕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趋势展开，适应需求升级趋势，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例如“人工智能+”行动催生的新场景消费，以及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推进的高技术产业标志性工程。

　　三是在“防风险”与“促改革”之间探索新路径。针对多年积累的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风险，将化解风险与深层次改革相结合，致力于构建长效机制。政策重点从“保交楼”向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过渡，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刚性需求。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协同推进，通过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从根本上减少无效投资和债务滋生土壤。

　　一是消费从“政策驱动”迈向“收入—信心”驱动。2026年，消费市场有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将推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如统一补贴标准、打击骗补），继续发挥托底作用。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旨在从源头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能否实现从居民“敢花钱”到“愿花钱”的跨越，仍然高度依赖于青年就业市场的改善、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企稳，以及全社会对收入增长的稳定预期。

　　二是投资由“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协同驱动。2026年投资的亮点将高度聚焦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其中，制造业投资在设备更新政策的支持下保持更高的韧性；房地产投资的拖累效应将随着新模式的探索而逐步减弱；基础设施投资更加侧重于“两重”（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安全领域）项目，追求更高效的投资效益；民间投资虽整体承压，但在“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等政策引导下，有望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和产业整合领域。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民间投资的“主战场”，民间资本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投资将更为活跃。

　　三是外贸在“逆风”中锻造“韧性”。2026年外需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新三样”等优势产品构成了直接挑战，外贸韧性将更多来自于内部结构升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跃迁，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巩固，形成了抵御单一市场波动的“缓冲垫”。进口有望随着内需回暖而继续增长，特别是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此外，跨境电商是当前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外贸新业态，需要从政策制定、主体培育、国际合作等多方面，促进跨境电商业态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四是新质生产力从“突破”走向“体系化”。中国发展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未来网络等数智融合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实现了多点突破，促进了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2026年将是新质生产力发展从“点上突破”迈向“系统布局”的一年。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将从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化应用。产业政策将更注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从而为真正具备创新技术的企业创造更优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6年，外部环境超预期恶化，大国博弈复杂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可能导致中国外需收缩幅度大于预期。以不变应万变，中国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巩固外贸市场多元化格局。积极防范化解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经济外溢效应。

　　国内经济发展转型也面临老问题和新挑战。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改善缓慢，“有钱不敢花”的储蓄倾向依然持续，制约内需复苏的效果，仅靠短期补贴政策难以实现消费的持续增长，制度改革才是促使中长期消费提升的关键。对于重点领域风险的复杂性，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化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局部金融风险，需要高度警惕并妥善应对。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基于以上研判，为促进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经济政策将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转向构建中长期“良性循环”机制，推动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推动宏观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关键在于扭转居民和市场主体的谨慎预期。需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明确政策导向，释放市场信号，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突破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系统性地将调节需求规模的稳定政策、扩大有效供给的增长政策与优化供需结构的结构政策进行协同联动，以形成政策合力。特别是要保持政策力度、保持政策连续性，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坚持财政货币政策相协同，并进一步完善政策统筹沟通协调机制，减少部门间不必要的摩擦，进而克服政策边界模糊、重复用力和政策内卷现象。

　　为了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财政部、人民银行已建立相应机制，在支持经济发展、结构调整、风险化解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协调协作空间。

　　一是保持财政支出强度。适度提高赤字率，保障民生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支出；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机制，加快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重点投向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两重两新”（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安全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新兴产业）项目；延续、完善税费优惠政策，重点向促进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中小微企业纾困等领域倾斜，从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负担。

　　二是保持货币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重点、合理适度”，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在“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打好组合拳，畅通政策传导机制。

　　通过财政提前发力，货币精准配合的协同布局，既精准应对“供强需弱”、内需不足等现实矛盾，又通过新质生产力培育、民生领域投入、制度型开放，做大存量，做好增量，夯实长期发展的根基。

　　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必须把刺激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形成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以多措并举提振内需，巩固经济向好发展的基础。一是稳就业、增收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青年等重点群体就业，制定城乡居民增收的长期计划，夯实消费能力基础。二是改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稳定汽车、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提质增效。大力培育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顺应服务消费潮流。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民生保障支出，稳定预期，提振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总之，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要兼顾扩需求与稳预期双重目标，要优化短期政策，也要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变革。

　　2025年中国在以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下一代电池技术和智能驾驶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领域革命里，展现出巨大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对稳预期和稳信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加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一是优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巩固扩大“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产业优势，培育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的增长引擎。四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可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产业载体、技术支撑和应用场景，而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也可通过传统产业获得产业化条件。五是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张生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殿琛、王盈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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